7月22日，潜江市龙湾镇柴铺村村民郭俊林来镇“庄稼医院”买了袋化肥，不忘和店员寒暄几句。可就在3个月前，郭俊林把10筐死龙虾堆在该店门口，扬言要“搞人”。

从剑拔弩张到一团和气，离不开该村5名人民调解员的成功调解。

今年以来，潜江在全市村（居委会）聘请1885名人民调解员，共摸排纠纷信息990条，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25件，其中重大纠纷29件。

补基层治理短板

地处江汉平原的潜江，土地沃、人口密，近年来，农民荷包鼓起来，也面临新问题：矛盾纠纷增多，基层调解力量跟不上，往往“小事难化了、小事变大事”。

如何化解？2018年12月27日，潜江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，提出学习应用好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推广“人民调解员”制，努力用新思维、新办法解决老问题、防范新问题。

今年2月，该市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启动“人民调解员”制，并于当月出台实施方案。

人民调解员，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人员担任，通过说服、疏导等方法，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，解决民间纠纷。

该方案围绕当下痛点，填补基层治理的诸多空白：

工作由兼职变专职。以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出资1000余万元，聘请1885名专职调解员服务全市431个村（居委会）。

调解主体由基层干部变乡贤。该市明确群众性、去行政化原则，人民调解员优先从当地民师、乡贤等社会人士和退休的党员干部中选聘。

建立退出机制。出台《潜江市专职人民调解员考核办法》，人民调解员聘期3年，成功调解一起可获最低50元、最高600元补贴，若出现从中谋私、故意偏袒等现象则予以解聘。

矛盾早化解

今年4月1日，柴铺村村民刘绍海、万齐文、万齐平、肖国华、汪孝贵领到聘书、上岗证，搬进位于村委会旁的调解中心上班。5人是村里的老党员，年纪超过60岁。

4月12日，有人反映：村民郭俊林要砸镇“庄稼医院”的门，刚被民警劝回。

刘绍海等人赶紧上门询问事情经过。原来，郭俊林前一天在店里买了龙虾补钙药，第二天10亩虾全部死亡。为此，他带着全家5人和死虾，找店家赔偿3万元，无果。

“先搞清楚死亡原因，再去找店里谈。”刘绍海说。

刘绍海等人不仅在当地有威望，养虾也是好手，他们很快找到死亡原因：事发前天气变化大，虾本身缺氧，此时水里又投下钙药，加速死亡。

对此，郭俊林也觉得自己太冲动，情绪很快稳定下来。

4月20日，事情有结果：店方赔偿虾种损失5000余元，双方握手言和。此后，刘绍海等人帮着郭俊林恢复生产，挽回一半损失。

“群众信他们的人，听他们劝，加上在第一时间化解矛盾，自然事半功倍。”潜江市司法局局长李立说，细数近年来发生的乡村民事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，往往都由从小事酿成大事，“得不到及时化解的矛盾，就像心里扎进刺，当事人会越来越难受。”

聘请人民调解员，正是借助这些社会人士的特殊身份，迅速拔“刺”。

李立称，每个村（居）平均配3至5名调解员，使得基层治调力量增强、效率提升。上岗后，各村每天都有专人在村（居）治调中心值班，并公布联系方式，随叫随到。

基层压力减轻

“我们今年还没开过一次治调会。”柴铺村村支部书记龚文松说。

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基层，村干部操心的事儿不少，但精力有限，很多事办不完、不好办。治调工作便是一个——村里小矛盾多，村干部腾不出手去化解；等到矛盾变纠纷，村里只能开会研究解决。

柴铺村副书记邓忠华说，过去，他兼管治调工作，服务全村2000多人；现在，他只需要管理服务好村里的5名调解员，很多矛盾、纠纷甚至都到不了村委会。

龙湾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田应义认为，人民调解员是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，但难以解决如交通事故、土地纠纷等大的矛盾纠纷，这需要创新探索镇一级治调工作，实现“小事不出村，大事不出镇，矛盾不上交，就地化解”。

来自潜江市委政法委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，人民调解员有效化解各类社会风险，实现“四降”：信访案件同比下降33%，市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同比下降25%，突发性事件同比下降40%，治安纠纷同比下降20%。

来源：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彭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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